
大家好,我是小汉。
9月30日,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记者问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讨论核武器、核动力潜艇的问题。
郭嘉昆回应时提到了两个人,一个叫“高市早苗”,另一个则被称为“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”。

没有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”,也没有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”。外交部官网随后公布的文字实录,也是同样的表述。外交部
单看一次称呼变化,或许还不够特别。可如果把过去一年中方关于日本的措辞连起来,就能发现温度确实在往下降。
去年高市刚上台时,中方仍然大量使用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”。后来她把所谓“台湾有事”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挂钩,中方逐渐更多使用“日本执政当局”“日本现政权”“日本现职领导人”。

9月23日,高市在联合国大会要求删除《联合国宪章》中的“敌国条款”,外交部回应时直接使用“日本现政权”。9月29日又要求“日本当政者”反思纠错。到了第二天,名字干脆单独出现了。外交部
更有意思的对比在20年前。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期间,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,把中日政治关系拖入长期低谷。
2006年8月15日,小泉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时,中国外交部专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,但通篇仍然使用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”和“小泉首相”。

2001年他第一次参拜时,也是一样。中方明确批评这一行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,但正式称谓依然保留。外交部
所以问题就来了,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,当年都还保留着“首相”两个字,高市今天为什么连这几个字都越来越少见了?
答案恐怕不只在靖国神社,也不只在一句话说得难听。真正发生变化的,是中方正在重新判断日本现政府的安全路线。

称谓先变了
目前,中日外交关系并没有降级。中国驻日本使馆仍然是大使级,两国政府的正常外交渠道也没有关闭。
9月28日,王毅还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、前外相岩屋毅,谈中日关系如何恢复正常。
所以现在真正有意思的,并不是中国“不承认日本政府”,而是中国越来越清楚地区分两件事。日本这个国家是一回事,高市政府正在推动的路线,是另一回事。

9月29日,外交部回顾《中日联合声明》时把话说得很重,指出当前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,根源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,并要求“日本当政者”回到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。
第二天谈核问题,措辞又往前走了一步。
郭嘉昆没有顺着记者的说法称小泉进次郎为“防卫大臣”,而用了“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”。谈到高市坚持“无核三原则”的旧表态时,则直接说“高市早苗”。

这种变化放在普通新闻里可能只是几个字,可外交语言不是闲聊。
职位、国家、个人,放在哪里,往往决定一段话是在批评一项政策,还是直接把责任落到具体政治人物身上。

小汉认为,这才是称谓变化最值得看的地方。

以前很多中日摩擦,中方批评的是日本政府某项政策。现在在台湾、核武器、敌国条款这些问题上,越来越多责任直接落到了高市本人和当前日本执政路线头上。
名字还在,职位淡了,责任反而更清楚了。

为什么是台湾
拿小泉纯一郎作对比,就更容易看明白。
靖国神社问题当然非常严重。那里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,小泉连续参拜,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和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,也破坏了中日关系政治基础。
可到了高市这里,中方最明确要求她纠正的,始终还是台湾问题。

去年11月,高市在日本国会声称,如果所谓“台湾有事”出现特定情况,可能构成日本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。这几个字放进日本法律体系里,分量完全不同。
“存亡危机事态”不是普通外交评论,而是日本2015年安保法制中涉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概念。
也就是说,高市谈的已经不是“日本怎么看台湾”,而是把具体台海冲突同日本是否可能动用军事力量联系起来。

今年5月,中方再次要求她撤回相关言论,明确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根源,就在这番涉台表态。外交部
到了9月28日,王毅见岩屋毅时更直接。
当前中日关系要重新实现正常化,对日本而言,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,重要的是正确对待历史,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。

顺序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,排在第一位的是台湾。因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,也涉及日本是否准备重新介入自己曾经侵略、殖民过的中国领土问题。
这和一般的外交摩擦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更何况,高市去年涉台言论以后,日本安全政策并没有往回收,核问题反而开始冒头。
小泉进次郎从7月开始公开提出,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应该“不设禁忌”讨论。9月28日又表示,修订“安保三文件”时,不应排除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相关讨论。

外交部因此把日本近年来扩大军费、发展进攻性武器、强化所谓“延伸威慑”、试探核政策,与高市涉台言论放在了一条线上。
这就不再是一句失言,中方看到的是一整套安全政策的变化。

不只是一个头衔
9月22日,高市又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删除《联合国宪章》里的“敌国条款》。
第二天,中方回应的重点甚至没有放在日本怎么说,而是“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方怎么做”。
外交部随后明确指出,当年的敌国条款是防止法西斯主义、军国主义重新威胁国际和平的重要制度安排,在日本不断强军扩武、冲击“无核三原则”的现实背景下,仍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这件事同台湾、核问题放在一起,逻辑就连上了。
日本一边要求摘掉战败国留下的历史约束,一边扩大军事能力;一边说坚持和平国家路线,一边讨论核潜艇、核武器;一边承诺建设稳定中日关系,一边把台海局势同日本军事介入的法律条件联系起来。
中国面对的已经不是某一场记者会上的一句话,而是日本安全政策向哪里走的问题。

这也是小泉时代和高市时代最大的区别之一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,让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最大的政治障碍。高市现在的问题,则是历史、台湾和军事安全三条线越来越多地碰到了一起。
小汉觉得,这也是为什么中方现在的语言明显更冷。
并不是为了几个称呼做文章,而是当台湾问题、战后秩序和日本再军事化同时出现时,对一个日本政治人物的判断自然不会只停留在普通外交分歧上。

但中方又没有把门关上。9月28日王毅仍然会见岩屋毅,而且明确提出中日关系“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”。
这句话很重要,说明中国没有把日本整个国家和高市当前的路线完全捆在一起。日本国内如果有人愿意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,正确处理台湾和历史问题,正常交流当然还有空间。
可问题最终还是绕回高市自己。10月5日,她在施政演说中再次称中国是日本“重要邻国”,表示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,构筑建设性、稳定的中日关系。

这类话并不新鲜,真正需要改变的,也从来不是形容中国的那几个词。王毅已经把条件摆得很清楚,先纠正涉台错误言行,再谈关系真正恢复。
所以回头看9月30日那场记者会,“高市早苗”四个字才会格外扎眼。
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,当年仍然被称作“日本首相”。如今高市的头衔却在一些最敏感的问题上越来越少出现。

中日外交关系没有降级,驻日大使还在,政府渠道也还在。真正被单独拎出来承受压力的,是高市本人,以及她背后正在推动的那套安全路线。
这几个字的变化不会自动改变中日关系,却把一件事说得相当明白。中国还给日本留着沟通的大门。
至于高市能不能从这扇门里走回来,首先要处理的不是称谓杠杆配资开户,而是她自己留下的那笔政治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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